卡尔波兰尼 （KarlPolanyi，1886-1964）在他58岁时出版的第一部，也是人生最重要的著作《大转型》（The Great Transformation）中开头写的第一句话，是他这一场思想之旅的起点。

  对 于 一 个 经 历 了 百 年 和 平（1815-1914）的19世纪文明在眼前崩溃这一现实，他是一位见证者：出生于19世纪奥匈帝国、参加一战骑兵、目睹匈牙利革命、置身红色维也纳、度过经济萧条、感受犹太人命运、流亡英国、进入矿工生活他要到远端去找，从制度结构中探索文明的衰落。

  波兰尼将支撑19世纪文明的制度提炼成四种：均势制（balance of power system）、国际金本位制(international gold standard)、自我调节市场制（self-regulating market）、自由主义国家制（liberalstate）。其中金本位制最为关键，正是它的崩溃，成为大变动的近因。而它的源泉和母体又是自我调节的市场制度。自我调节的市场制度是乌托邦。

  《大转型》出版是在1944年。几乎同时，另一位来自维也纳的经济学家哈耶克出版了他的成名作《通向奴役之路》，指计划经济制度是乌托邦。乍一看，卡尔波兰尼与哈耶克的观点针锋相对。波兰尼认为，自我调节的市场不是自发形成的，而是政治建构的；经济嵌含于社会之中，一旦要脱嵌于社会，就会受到来自社会的反向牵制，二者之间存在“双向运动”（doublemovement）。也就是说，自我调节的市场经济强加于社会，会有破坏力，引发社会不可避免的反向作用以自发地保护社会。总之，在他的思考里，始终有比“经济”更大的一个社会和自然存在。

  哈耶克在1974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成为新自由主义思潮标志性人物，尤其是受到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和美国总统里根推崇，打开1980年代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路途。波兰尼没有哈耶克那么“幸运”，他年长于哈耶克13岁，1964年早逝，没有听到自己的理论有更多的回响和共鸣，更没有机会检验自己理论在现实中的预见性，饱尝了身前身后的寂寞。他拥有广博的知识和深邃的思想洞察力，终其一生，围绕这个主题，进一步求证，后来又出版了《早期帝国的贸易和市场》（Trade and Markets in the Early Empires，1957)、《达荷美和奴隶贸易》（Dahomey and the Slave Trade，1966)、《人的生计》（The Livelihood of Man,1977)等。

  然而，伴随经济全球化，财富爆炸，资本畅通无阻地流动，特别是21世纪以来，金融危机、贫富悬殊、移民浪潮、环境恶化等经济、社会问题愈发严重，冷战后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模式受到理论上的质疑，也在世界各地引发层出不穷的社会抗议运动，随之而来的是右翼和极端势力抬头。2020年一场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在“叫停经济”、“社会疏离”（socialdistancing）、封城和“关闭边境”的时刻，无论是在民族国家内部，还是在国与国之间，都爆发了新的更深层级的冲突，观念的、权利的。社会撕裂、关系破裂，人心惶惶。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它们是孤立事件，还是总体事件的各个局部？我们是不是又站在了一个大转型的十字路口？接下来人类命运和人类社会的走向会如何？

  《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进入中国是2007年，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译者冯钢、刘阳）；2013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采纳黄树民的修订译本（台湾远流1989）又出一版（书名译为《巨变》）。二者依据皆为原作的2001年英文版。它的传播得益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E. Stiglitz）所作的再版序言。斯氏自1980年代来往中国，结有人缘。他在序言中写道：

  “R.M.麦基弗在1944版曾写下一段颇具寓意的话：今日首要之事，就是让未来国际组织的缔造者了解本书的教训。当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甚至联合国，都还只是存在于纸面上的构想计划。倘若这些国际组织的缔造者用心读过本书，并慎重考虑其论点，他们后来提出的政策构想必然能大有改善。”

  “在波兰尼撰写《巨变》一书时，经济学尚未理解自律性市场的局限性。然而，今日学术界中已无人会支持自律性市场必导向高效率且均匀的资源分配这一论点。只要在信息不全或市场机制不完整的状况下（这可说是全球常态），国家的干预就必然存在，以有效改善资源分配的效率。”

  斯氏批评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说：“（他们）所谓经济发展只不过是资本累积，以及提升资源分配的效率，但这些都只是技术问题而已。这种意识形态误会了变迁（transformation）的本质，变迁所影响的乃是社会整体，而非仅限于经济层面。”他也呼应了波兰尼最后一章“错综复杂之社会中的自由”的论点，指出“在此地，免于饥饿与恐惧的自由都在下降。若波兰尼今日仍持续著述，我相信他一定会提出，现代国际社会所面临的挑战，就在于是否能在为时已晚之前，重建这一平衡。”他还作了另一种假设：“假若波兰尼今天撰写这本书，将会有更多证据支持其结论。”

  值得一提的是1944年版序言，出自社会学家麦基弗（Robert MorrisonMacIver，18821970），这位毕业于爱丁堡大学的社会学家，不仅没有对波兰尼在书中二十余次提及并质疑亚当斯密（1723-1790）这位苏格兰老乡不满，反而说：

  “波兰尼没有宣称他是在写历史(writing history)他在重写历史(rewriting history)。他不是带着一束烛光进入黑暗角落的一处，也不是将其个人的信念理论化地制作成公共经典，而是，以其洞见和知识，投射出新的光芒，照见整个时代史无前例的改变过程与革命。”

  波兰尼一再讲明“图利”从未在人类经济占据像19世纪那样重要地位。他认为亚当斯密将原始人视为倾向于以物易物、买卖和交易等的禀赋，而后由此产生的“经济人”概念是不对的,“通过对早期社会的研究得出最明确的结论之一就是，人作为一个社会分子的不变本质”。而现代民族学家已达成共识：“（原始民族）缺少图利动机；缺少以劳动取得报酬的原则；缺少最省力的原则；尤其最缺少基于经济动机的独特制度。”因此，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前提有误。这样，他就动摇了人家的基石。他认为经济学有双重含义：一个是形式上的含义，即通常说的理性行动和决策的逻辑，在资源稀缺的情况下，如何理性选择，使效用最大化；另一个是实质性含义，既不以理性的决策为前提，也不以稀缺条件为前提，仅指人类如何从其社会和自然环境中谋生，这个过程并不一定与效用最大化相关。

  《大转型》从国际体系的崩溃展开论述，继而考察市场经济的兴衰，得出这样的结论：

  “19世纪的欧洲文明不是被野蛮人外在或内在的攻击所摧毁的；其生机没有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破坏而逐渐削弱，也没有因社会主义无产者的革命或法西斯主义的低层中产阶级的反叛而逐渐削弱。它的失败也不是一般所谓的经济规律的结果，如利润率的下降、消费不足或过度生产。其解体是一全然不同之原因所致，即社会为了避免被自律性市场之行动灭绝而采取的一些措施。市场与一个有组织社会生活的基本要求之间的冲突为19世纪提供了动力，并且产生了最后摧毁社会的紧张与压力。国际战争只是加速其崩解而已。”

  波兰尼使用“市场社会”这一概念。他认为任何以市场或国家为手段来解决经济问题的哲学，例如一方面是新自由主义，另一方面是国家社会主义，都可能是简单化的。他自立山头，没有汇入20世纪凯恩斯与哈耶克辩论的主流。

  若从“市场意识形态”出发，本能地拒绝或反对波兰尼，未免有些轻率。《大转型》综合了波兰尼几十年来对经济、社会学、政治和伦理等问题的看法。他运用分析性历史调查方法，怀着“要为普遍的自由准则提供另外一种社会形象”的抱负写作。即使批评也需要进入他庞大的知识体系，思想史和经济史脉络，同时也有必要追溯其身世、阅历和教育背景。

  卡尔波兰尼的忘年交，著名的管理学大师德鲁克（Peter Drucker，1909-2005年）在自己的回忆录《旁观者》中，有一章竟然是“波兰尼一家”。在他眼中：

  “波兰尼一家是我所认识或听说过的最有天赋的家庭。造就了他们如此杰出的原因是他们都投入了同样的事业：克服十九世纪，寻求一个新的社会。这个社会将是自由的，而不仅是资产阶级或自由主义者的；是繁荣的，而又不受经济学支配；是公共的，但不是集体主义的。他们中的每一位，父亲，五个孩子和母亲，各自有完全不同的道路，但都在寻找相同的目标。按照世界标准来衡量，世上没有比他们更成功的家庭了。”

  日本经济人类学家栗本慎一郎在《布达佩斯的故事-探索现代思想的源流》中则发现：

  “波兰尼一家是20世纪初让布达佩斯沸腾起来的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家族，也是了解这段布达佩斯精神史最大的线索和钥匙。”

  “波兰尼家族及周围文化人的活动对匈牙利的社会、政治与文化产生了何等重大的影响这些影响不仅引发了1918年匈牙利革命，也一直延续到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甚至冷战结束后的今天。”

  正是这个家庭赋予波兰尼的精神气质牵引了他这一生的工作。让我们先来认识父亲Mihaly Pollacsek（1848-1905)。他是匈牙利人，1870年代就读于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获土木工程学位；之后前往爱丁堡学习，崇尚清教徒精神和自由精神。他承担的第一个项目是瑞士联邦政府铁路，并设计苏黎士火车站，修建多条铁路。1880年代末，他定居布达佩斯，伴随新兴工业化，成为百万富翁，后破产，1905年病逝。卡尔波兰尼结婚时给弟弟迈克尔波兰尼（Michael Polanyi，1891-1976）的信中说：“（父亲）是我生命中最强的力量”，而去世前他对女儿说：“我身上的那一点美好，是父亲赠予我生命的礼物”。

  母亲塞西莉亚沃尔（Cecile Wohl,18621939）是立陶宛人。她以塞西莉亚妈妈（Cecilemama）文学沙龙而闻名。在20世纪初期，匈牙利杰出的知识分子、艺术家、哲学家、社会科学家等都是她家沙龙的常客。他们讨论现代艺术运动、精神分析、政治运动等等。她的朋友中有像奥地利心理学家阿尔弗雷德阿德勒（Alfred Adler，1870-1937）等各个领域的前卫人物。她有广泛的知识追求和野心。波兰尼家的孩子从小就意识到社会问题是生活中重要而激动人心的一部分。迈克尔波兰尼说：“我在这个圈子里长大，梦想着伟大的事情。”卡尔波兰尼评价妈妈：“魅力无限，性格不可抗拒。”

  他们视家庭为施以崇高教育的场所，让每一位孩子接受西方现代教育，注重自律、美德、衣食节俭。孩子11岁前上私立学校，重点学习各种经典著作与世界文学，从小朗读歌德、席勒、拉辛，高乃依，莎士比亚，弥尔顿等作品。卡尔波兰尼11岁进入布达佩斯最好的中学之一明达文科中学。他不仅智力不凡，体育也很出色，练力量、划船、击剑，还有国际象棋和舞蹈。1904年，他进入布达佩斯大学，主修法律，辅修哲学、政治学、现代史、经济学及统计学等，1908年获得博士学位。他可以熟练运用德语、匈牙利语、英语、法语、拉丁语、希腊语，他说“（语言）让学习世界的大门一直向我敞开”。家中兄弟三人按照父亲意愿，第一个学位分别是商业、法律、医学。

  卡尔波兰尼的弟弟迈克尔波兰尼是声名卓著的科学家、哲学家、经济学家，从医学、化学、物理到社会科学、哲学领域。在中国，他的知名度高过兄长，多部著作都有中文版，像《个人知识》、《自由的逻辑》、《科学、信仰与社会》、《社会、经济和哲学》等。他的两个学生和儿子约翰波兰尼（JohnPolanyi，1929-）是1986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波兰尼兄弟感情极好，却又在几个重大问题上观点迥异，以致于一度中断通信来往。迈克尔波兰尼更为自由倾向，他是哈耶克朝圣山学社成员，连同卡尔波普尔（KarlPopper，1902-1994）有朝圣山三剑客之称。即便如此，他们彼此以最大的热情关注和支持对方的工作。在《大转型》问世前，迈克尔给哥哥的信中说“如此富有激情和说服力，带着你的情怀”，其他任何人也写不出这样的作品。

  这个家庭女性成员的光辉被两位卓越的兄弟给遮蔽了。卡尔波兰尼的姐姐劳拉波兰尼（Laura Polanyi，1882-1957）是匈牙利第一位女性博士，历史学家。

  而最值得说的是卡尔波兰尼的妻子伊洛娜（Ilona Duczyńska，1897-1978），波兰人。她的美丽和革命者形象，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少女时代，她就是激进学生，参加社会运动，中学即被开除。1915年就读苏黎世技术大学，期间结识列宁和夫人鲁普斯卡娅；1917年中断学业，回布达佩斯，曾授命刺杀蒂萨（Tisza）总理；1918年1月被捕，以叛国罪判处数年徒刑；后在同年10月革命（匈牙利脱离哈布斯堡王朝）中获释，加入匈；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期间，任职于人民外交委员会宣传部，被招到莫斯科做翻译，为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做准备；1920年在维也纳认识波兰尼，1923年结婚。1922年，因在文章中批评列宁被开除出党，遂加入奥地利社会（SDAP），后也因反对意见而被开除。1929年她入读维也纳技术大学。纳粹上台后，她没有随丈夫去英国，而是留下来组织并担任地下抵抗运动领导人；1936年才前往伦敦，后又被伦敦开除。二战期间，她曾在英国皇家飞机制造公司任工程师，会开飞机。因为曾是员被美国禁止进入，与卡尔波兰尼长期两地生活。伊洛娜通晓德语、匈牙利语、法语、俄语、英语，翻译了有“匈牙利索尔仁尼琴”之称的约瑟夫伦吉尔（Jzsef Lengyel）的大部分小说。波兰尼去世后，她将其遗作编辑出版，并将大部分作品翻译成匈牙利语和其他几种语言。

  如此丰富的家庭文化背景多大程度地形塑了波兰尼的身份认同及思想疆域，实在难以估量。波兰尼自已这一生在五个国家有长时间生活经历：自奥匈帝国（维也纳、布达佩斯），到匈牙利、奥地利、英国、美国、加拿大。他的兴趣不仅在思想理论上，也参与社会运动。

  早在1908年，他在匈牙利自由思想家协会影响下建立伽利略圈（Galiue Circle），并担任第一届主席。这是一个有2000多人的青年知识分子俱乐部，每年组织演讲和课程达2000多次。他们宣称其首要使命是通过提升道德和传播科学知识来改变匈牙利这片“荒地”。波兰尼视伽利略圈为构成其“人生和思想中线年，他与“保守派自由主义者”奥斯卡贾齐（Oscar Jaszi）等人成立国民资产阶级激进党并任秘书；一战期间，他作为奥匈帝国军队的一名骑兵军官在俄国前线年流亡维也纳，对红色维也纳时期的工人合作社、公共住房、免费医疗保健、选举和繁荣的市政文化印象颇深。1922年写出《社会主义会计》，参与米塞斯、兰格等人发起的社会主义经济计算辩论；1924年至1933年，波兰尼作为《奥地利经济学家》杂志资深编辑,负责外交政策和国际问题；他在1920年代末的思想体现在《论自由》（On Freedom）一文，其中包括对于社会现象、社会根本性质的理解，成为往后终生思想工作的基石；1933年法西斯主义兴起，他流亡英国，在工人教育协会谋得讲师职位，教授经济史、早期英国资本主义史，从而得以了解英国工人阶层生活，在煤矿区进入工人家庭，采集口述史，其讲义和研究也成为日后《大转型》一书的素材。

  1940年，经德鲁克等引荐，波兰尼进入美国佛蒙特州本宁顿学院，承担“当代的转型”系列讲座，题目分别是：回顾19世纪、趋向综合社会、国际体系的崩坏、美国是例外吗、马克思主义与俄国革命秘史。靠着洛克菲勒基金会两年资助，他得以完成《大转型》。这部著作并非与职业进取有关，是为公众而写。

  妻子签证屡屡被拒，波兰尼甚至萌生过离开美国的念头。然而，他还有维持家庭生计的考虑，何况在大学里便于静心从事自己梦寐以求的研究。此后，1947-1953年他得到哥伦比亚大学的聘任；1950年代初期着手研究古代帝国的经济体系，出版《早期帝国的贸易与市场》（1957）。期间，他关切1956年匈牙利事件，站在反对苏联，支持改革者纳吉伊姆雷（Nagy Imre，1896－1958）一边。直到退休之后，他才得以与家人团聚。他们先已选择加拿大为安家之所，而此前则是靠往返通勤。1957年，波兰尼患癌，但是晚年依然是他最快乐、最高产的时段。生命后期，他将全副精力倾注于关于人类困境的思考上。创立“共存”（Co-existence）杂志，这体现了他的政治观：将共同人性放在最显著的位置，拒绝彰显各种特殊身份，倡导将政治统一与自由从国家层面扩展到全球层面。他说自己的这个工作是“我在呵护这世界上理性的种子”这本杂志的创办也是他与世界最为恰当的告别仪式。

  不要忘记波兰尼血液中的匈牙利马扎尔人气质。越到晚年，他越感到来自基因的呼唤。在去世前一年，1963年，他回到布达佩斯。他说从青年时代起，马扎尔人的命运即型塑了自己的一生。但这丝毫不影响波兰尼是世界主义者，他具有世界公民的生活方式：“我是一名世界主义者，支持每一种自由”，“哪里有图书馆，哪里就可以成为我的家”。1958年，波兰尼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我的生活就是世界性的生活我生活在人类世界的生活中我的工作是为亚洲，非洲，为到来的新人而做的”

  波兰尼的丰富性也必然带来矛盾性。他的传记作者说：“正是这些冲突与矛盾，使他的工作与著作具有与众不同的动人之处。”

  “他爱上了一位布尔什维克人，却蔑视布尔什维克主义；他是一位社会民主人士，却蔑视社会民主正统思想；他是一位自由主义者，却控告经济自由主义必须为其梦想的崩溃全盘负责。他是一位人道主义者，在这个意义上，他认为任何侵犯人类尊严的事情都应该受到舆论的批判与现实的阻碍，但同时，他又坚定地为斯大林在苏联的统治辩护他看起来有些道德说教不能说有多刻板，但很喜欢读《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而充满无拘无束的《十四行诗129》是他最喜欢的两首莎士比亚诗歌之一”

  此外，他是整体性社会科学思维，反对“经济决定论”和革命理论。波兰尼倾向于在所构建的理论框架中形成两极对比；在给出实践建议时，则倾向于对立面之间的调和或取中间路径。那么，波兰尼的理想社会处方是什么呢？简单地说，“使经济回归合适的地方”。他认为世界大战、经济大萧条、法西斯主义等等皆非孤立事件，而是社会统一性被破坏了。

  有学者将《大转型》与欧洲流亡在美国的知识分子所写的其他四部著作进行比较：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1951）、埃米尔莱德勒（Emil Lederer）《大众状态》（1940）、爱德华海曼（Eduard Heimann）《自由与秩序》(1947)以及西奥多W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和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的《启蒙辩证法》（1947）。尽管这些书各不相同，但它们都具有历史意义，面向社会科学方法论，寻求对政治学与经济学之间关系的新理解，具有穿透力。他们都敏锐地发现，文明崩溃、历史转型的根源不在眼前的法西斯主义直接历史中，而是要从19世纪的长远角度去发现。

  如同殷海光在他所译的《到奴役之路》自序中所言对哈耶克的认知：“他是一位言行有度、自律有节、和肃穆庄严的伟大学人”，我所看到的波兰尼，也是这样一位学人。他们都着优厚的文化底蕴，广博的知识，独立而坚毅的品格，是关怀人类命运的思想者。也如殷海光言：“这本书可能让这里长年只受一种观念和思想熏染的人知道，这个地球上尚有许许多多不同的观念和思想。”